据说最近发了一个文件，允许有博士点的院校美术类研究生考试免试外语和政治。考生和他们的代言人同考试制度对立了二十几年，终于有了网破而鱼不死的结果。陈丹青辞职引发的讨论是一个外因，而文件的形成却得力于浙美的曹意强，他是高教部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召集人。这是一场富有戏剧性的突击战，上下夹攻、里应外合却没有预谋。中国是一个爱好戏剧的国度，如果有一天一觉醒来，体制全变，没有多少人会表示惊讶。高校的师生关系从包办制度变成两厢情愿的纳室制度，无疑是一个进步。我女儿考美院和考研，都是裁倒在外语和政治上。女儿本来心高气傲，艺术感觉不错，经过两次打击，自信心大减，甚至产生厌世情绪。女儿相貌中上，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漂亮，受了两次挫折，竟然认为自己变得很丑，以致有一次友人说要见见，她死活不开门，说长相不好，不见人。教育界养了一帮搞调研的冗员，却没有听说他们对这类现象发表过有人味的调查报告。

　　缺口一旦打开，新的麻烦就会出现。排除了政治和外语，艺术如何考？艺术不是技术，如何确立评判标准？艺术是很个人化的事，根本就不能由别人确认；反过来讲，评价艺术往往如同官场挑官：说你行你就行。取消了外语和政治，招生的责任就落在了导师的头上。导师固然会顾及自己的形象，可是当一群自我感觉良好的考生，通过毛遂自荐或开后门的方式报考你，你如何挑选？你如何拒绝你的上司、同事和亲友的子女？你如何认定学生的潜力？中国的师生关系比婚姻关系还要落后，没有试教期，你能保证一眼看准？汉朝有个学者名叫马融，当时学术界的顶尖权威，威风至今犹在。他的学生数以千计，经过划分层次，逐级施教，由高材生指教好学生，好学生指教普通学生，有幸直接面对他的学子极少。马融的宅院等级森严，他本人坐在高堂之上，四周是绛红色的帷帐，后面是歌女乐队，前面是学生，人称“绛帐教授”。郑玄在他的门下学了几年，只是在毕业答辩时见过先生一面。郑玄答辩的见识超过了老师，可见即便是马融，看人也会走眼，所以郑玄一走，马融叹惜自己的学问也跟随学生走了；而当年被他看好的高材生，早已灰飞烟灭。萨特不知道马融，但显然要比马融高明，他一辈子不收学生，认为师生关系如同婚姻关系，必须以改变自己或改变对象为代价。这在中国更加严重，师生关系体现为对学生自主与个性的剥夺；更糟糕的是学生一旦忍气吞声地变成了老师，会用同样的作风折磨下一代学生。萨特去世，法国上百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就是对他的言行的表彰。我欣赏萨特，但由于不是个体户，受聘于学校，拿了工资，就不能不接收学生。我在同研究生第一次见面时就向他们表明我对作坊式师生关系的反感，以免他们在心里骂我愚蠢而又好为人师。

　　招生中的包办制度养活了一连串的寄生虫，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产业链，一个畸形的经济增长点。每个大城市都有数不清的考前进修班，教师通过猜题、授课、印发复习资料，带活了教育、编辑、造纸、印刷、发行行业以及相关的管理部门，像藤蔓依附在这条链上的房地产、餐饮业和其他行业也一道带活。在中国研究生群体中，汉语沦为第二语言，没有遍布各省市的考研进修班，哪能进步到这种田地？猜题并不一定取决于教师的水平，而是考试关系网。孽生在高校招生的半地下产业中神通广大的人物，知道谁在出题和阅卷，只要按时打点，就不难得到出题的范围。有些敢于声称高考命中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的学校，决不是吹牛，因为有这类内线间谍。需要强调的是，制度逼良为娼，绝不是教育界的创造发明，教育界毕竟还有它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面，同别的行当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免试英语和政治将砸碎寄生虫们的饭碗，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有朝一日，各校的陈丹青受不了上司、同事和亲友的子女报考的纠缠，纷纷辞职不干，这批人就会卷土重来。

　　中国教育体制是一匹很势利的瞎马，不一定谁抽打就会跟着谁跑。陈丹青对体制的了解还不算深刻，他的言论之所以受到重视，同他的身份有关。陈丹青是知名画家，有号召力；又属于海归派，眼下政策的红人；还是清华大学的博导，一旦辞职，不仅清华脸上无光，整个教育体制也一起丢脸。所以，在有博士点的小范围内免试外语和政治，既是一个表示开明的政策花瓶，也是一根短期管用的栓马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