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这个题目，但总有顾虑。现在《当代艺术家》杂志约稿，让写“艺术还是骗术”的话题，于是正好可从这顾虑写起。

我向来对观念艺术感兴趣，常写文章介绍和鼓吹。可是写到后来，却对变成时尚的观念艺术讨厌起来，因为有些观念艺术家要么愚不可及，要么欺世盗名，我称之为“伪观念艺术家”。这些人对观念艺术的哲学内含和理论基础似懂非懂，却做出一幅凶恶状，吓得一些百姓犯傻，吓得一些批评家变哑。

就在这时，竟有人冒大不讳，出版了文集《以艺术的名义》，攻击观念艺术。这位作者的极左立场和官方语气，引起艺术界反感，于是那些滥竽充数、鱼目混珠的末流伪观念艺术家，便有理由趁机起哄，奋起捍卫自己的垃圾作品。为了与极左的官式批评划清界线，另一些批评家只好放伪观念艺术一马，是为顾虑所至。

这顾虑，就是要不要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如果大家都说出真实看法，伪观念艺术就难有市场，其骗术也就难以通行。但是说真话的危险，一是可能会显得愚蠢，二是可能会得罪人。

先说愚蠢。不知从何时起，德国导演文德斯的两部电影，《欲望之翼》和《亦远亦近》（Wings of Desire 和 Far Away So Close），在国内的时髦文化圈中，变的火爆起来，谈论这两部电影似乎是某种身份的象征。有些人以文德斯为时尚，即便没看懂，也要假惺惺地说说城市上空的天使，说说柏林墙的故事，装出一幅文德斯迷的样子，还对那些不得要领的人一脸不屑。其实，这些人有如伪观念艺术家，他们自己对文德斯也是半瓶子醋，却用这个德国人作幌子，去吓唬别人，其所作所为，都以艺术的名义。

我那时也慕名去看这两部电影，没看懂，大失所望，在电影院里昏昏欲睡。后有高人指点，说文德斯的电影，是对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演绎，里面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场面，几乎都是对现当代文学理论之某一观点的形象解说。于是我又去重看文德斯，这才从中看到了20世纪前期的激进文艺理论，例如卢卡奇关于小说的理论。但是，我仍然不喜欢文德斯，因为他以电影说理，太沉闷、节奏太慢，惟具催眠功能。所以，若有人同我说起文德斯，为免蠢相，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否则我就得当“伪文德斯迷”。

所谓伪观念艺术家，就是这种自欺欺人的货色，他们以艺术的名义，招摇撞骗，做出一脸虔诚，似乎要为艺术而献身，实际上不过是要在名利场中捞一把。圈中人都知道，只要以艺术的名义，自己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连法律也奈他莫何。我在课堂上讲到中国当代艺术家表演食婴尸的作品，有洋学生立刻发问，莫非警察没把表演者抓起来？嘿嘿，中国警察懂艺术吗？谁说中国的政治不开明、谁说中国没有艺术自由？在中国连食尸都可以，只要以艺术的名义，还有什么不可以呢？更有甚者，一些批评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被伪观念艺术所惑，却拿些不着边际的理论，来为伪观念艺术摇旗呐喊，既可掩饰自己的昏昏然，又可跻身时尚圈中。看看时下的批评家策展，名往利来，熙熙攘攘，好一派繁荣景象。

对批评家而言，要说出自己的真正看法，而又不犯傻，并非易事，除非是以破坏偶像自居。在这一点上，我要说到当今国际知名建筑设计师弗兰克－格瑞（Frank Gehry）。我第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他为西班牙毕尔堡设计的古根汉美术馆时，惊叹之余，视为天作。后来我迁居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见他设计的明州大学美术馆，立于密西西比河岸，更是欣赏不已，常在傍晚十分，到河边领略其反射的夕阳余晖，感受其倒影的随波漂动。前不久我去洛杉矶，又见他设计的迪斯尼音乐厅，一样的解构风格，一样的飘动之感，一样的天光辉映，美不胜收。我与一对画家夫妇同游，既在音乐厅里观看介绍此建筑的录像，又实地鉴赏其室内设计，更攀上音乐厅的外层结构，游走于被解构的各块面之间，触摸其闪亮的银色金属饰面，聆听这无声的音乐，阅读这凝固的诗篇。

离开音乐厅，我却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弗兰克－格瑞的建筑艺术，的确独一无二，他的个人特征是如此明显，以致无论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人们都可以认出他来。可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依我愚见，这位建筑师最主要的艺术语言，也就解构主义这一招，美则美矣，却有单一之嫌。我真心喜欢这位建筑艺术家，不想说他江郎才尽或黔驴技穷，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但是我要说，我希望下次看到他的作品，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不想再看到这千屋一面的建筑，他不应该在世界各地都以不变应万变。我这样说，可能太傻太不恭敬，但这是我的真实看法，我不想人云亦云，去赶时尚，就象有人开口闭口文德斯那样。

再说得罪人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批评家都敢说真话，那么以艺术之名的骗局还有多少市场？不时读到上海批评家王南溟的文章，他无所顾忌，不在乎得罪谁，是个反时尚的偏执狂。我喜欢他犀利的文风，他对伪观念艺术的批评，总是一针见血，毫不客气。但是，为了说真话，敢不敢得罪艺术院校的年轻学生？毛主席在谈到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学生运动时说，年轻学生总是正确的。 很多年前我刚到美国的私立大学任教，系主任向我暗示，在我们这样全国顶尖的所谓贵族私立大学里，如果老师与学生发生冲突，那么，不管缘由，学生总是对的，老师总是错的。我当时暗自思忖，每个学生每年付三四万美元的学费，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不管学生说什么，我都得附和才是。美国私立大学的此种不成文的道德哲学，与公立大学正好相反。公立大学由政府拨款，学费低得可笑，再烂的学生都可进公立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结果，学生不将上课当回事，老师也不将学生当回事。若老师与学生发生冲突，老师总是对的，学生总是错的。我们国内的美术院校，有点象美国的私立大学，学生代表正确的前卫，老师是错误的保守份子。于是，当清华美院的陈丹青对艺术院校的外语教学和外语考试提出异议时，全国各美院的学生一呼百应，其他老师噤若寒蝉。

我觉得，陈丹青之反对外语，是被学生们误解了，说不定是故意误解。我无意在此考证或全面评说陈丹青反对外语一事，我只想说，陈丹青所反对的，是以外语来要求画家，而清华美院所坚持的，是以外语来要求学者。跟陈丹青读博士，究竟是要成为画家还是要成为学者，我们并不清楚。若为前者，陈丹青大概是对的，若是后者，清华美院也许没错，这就象黑泽明的《罗生门》，鸡同鸭讲，各说各话。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以产业精神办学，急功近利、疯狂扩展，在绘画专业设立博士点，为世界首创。所谓博士点，是培养学者的地方。在欧美，艺术院校的博士点都设在艺术史或相关的学术领域，没有设在艺术制作领域的，没有绘画或雕塑博士。若有画家或雕塑家得了博士学位，那不是因为其艺术创作，而是因为其学术研究。我举一例：英国抽象画家斯第芬－纽顿（Stephen James Newton），其绘画创作在西方谈不上什么影响，后来他考取博士研究生，专业是艺术心理学，他的博士论文《抽象绘画的心理特征与精神分析》（2001）出版后，深得学术界好评，他被认为是有成就的学者。我认为，陈丹青与清华的矛盾之一，可能是博士生的定位：他们该是画家还是学者？陈丹青总是说，专业成绩好的学生，英语考不过关。这专业成绩，当指绘画，而非艺术史论。清华美院将画家当学者来对待，要考外语，做博导的陈丹青自然很苦恼，最后只好辞职了事。不知艺术院校的学生们看清这三叉口的错位没有，即便看清了，也仍然一哄而上，反正是找机会骂外语，以泄私愤，而这实际上却是给陈丹青扣了黑锅。在这当口，我想拊在这些学生的耳边悄悄问一句：请说实话，你真的认为学外语没用吗？

顾虑到会得罪人，怕当保守派，于是难得有哪位美术教师愿意站出来反对学生起哄，难得有哪位美术教师敢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于是陈丹青就只好继续背黑锅了。我与陈丹青是多年朋友，过去时不时跑到他在纽约曼哈顿的画室聊天。前不久读了他的《退步集》（一本难得的好书），觉得有必要说出上面的实话。虽然陈丹青招不进他想招的学生，但是，据说国内艺术院校现在已经有绘画博士生毕业了，不知这究竟是画画的博士，还是研究画论或画史的博士。若定位为画画的博士，那么这可真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了，善哉，幸哉，从此我们可以俯视没有绘画博士的欧美艺术教育了。一切以艺术的名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如果有人读了上面的文字，觉得妨碍了艺术的骗局，而在一怒之下要向我拍砖，那么我只好说，码这些字乃观念艺术，我也是以艺术的名义。

（段炼 学者 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