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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亦复空
――20年/“厦门达达”回放
吴明晖
提示
上世纪二十年代源于欧洲的文艺“达达”运动以其混乱、无序、反系统化和藐视成规而著称,“达达”几乎已经是非理性与虚无主义的同义词了。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波及视觉艺术、文学(主要是诗歌)、戏剧和美术设计等领域的文艺运动,达达主义以反叛和颠覆而著称,给当时的艺术界以极大的冲击,它最早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6年,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里开始,20年代初在巴黎结束。达达主运动持续时间不长,波及范围却很广,对20世纪的一切现代主义文艺流派都产生了影响。
2006年年初,蓬皮杜艺术中心2200平方米展览厅里的1500余件作品,仿佛让整个巴黎又重新听到了达达主义的喧哗。这是世界上达达主义艺术作品最集中的一次展示 。
厦门湖滨南路这家群众艺术馆,永远与20年前那场震惊中国美术界的事件联系在一起。20年前,西风东渐,“达达”的影响波及中国的厦门港,1986年9月底10月初,厦门一群从事艺术的年轻人以“达达”的名义聚集于厦门群众艺术馆,他们展示了改装作品并予以焚毁――“厦门达达”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在当时的这批厦门青年 中,今天已很难去细究90年前肇始的“达达”运动首先拨动了谁的心弦。 “厦门达达”最终是一次群体性的艺术事件(尽管它宣称是反艺术的),这个事件通过黄永砯、林春、林嘉华、蔡立雄、焦耀明、俞晓刚等人的推波助澜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当时的这批厦门青年揉和西方反艺术诸家(如杜尚、约翰.凯奇)、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国禅宗作为行为纲领,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实物拼贴、现成品等非艺术材料装置空间,其锋芒直指艺术本体,对习俗所认为的艺术体现自我情感、艺术家的崇高与终身制、艺术与权力的关系多有质疑和反省。
“厦门达达”组织者通过实施“改装—毁坏---焚烧”事件、“发生在福建省美术馆内的事件展览”等活动,成为中国85美术新潮运动中最激进的事件。在“厦门达达”期间,发生了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整个行为至今仍完整保存在录像及照片文献里----黄永砯、林嘉华、焦耀明、俞晓刚等人选择了厦门湖滨一处荒无人烟的旱田,做为他们的艺术实验场。这是一个艺术家群体偶发式的行为活动,在群体行为的间隙,黄永砯身着一用鞭炮改装过的长裤出场,长裤上密布细孔、鞭炮的引信由内引到裤外,黄用烟头逐一将鞭炮点燃,完成《鞭炮裤子》行为的实施。偶然性、与周遭环境的互动性贯穿于活动始末,活动的参与者对行为艺术的领悟,经受住了时光之手的翻检,至今仍具备难于言传的直接冲击力。
“达达”将无序与混乱带给了这个世界,这对于僵化和教条是一剂解药,而将“达达”与中国禅宗挂上钩则是黄永砯的发明。或许“达达”的反主流意识一开始即与黄永砯存在心理上的契合,对于这位组织者与实践家来说,“达达”与禅宗可谓异名而同实,其倚仗的即是“呵佛骂祖”的非理性传统,“棒喝”的是逻辑性与系统化,从而将一种怀疑论传统引进到美术界。对于“厦门达达”时期的黄永砯来说,任何一种艺术教条都可以颠覆,由此他曾经展开过一系列诸如反矫饰主义、反表现与形式主义、反艺术与反艺术史等实验活动,这些活动充满了对材料的施暴、语言的冒险,正体现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触摸语言边界的冲动”。
黄认为“创造性的东西不可能独立存在”,这显然得自于语言符号价值论的影响,他将美术界自诩的“创造性”称为“浪漫主义的最后一滴水分”。 多年以后,黄在说起“厦门达达”时, 再次肯定了达达与禅宗,即与怀疑论的渊源,但怀疑与无序只是一时的倚仗,一种完全彻底的达达终究是不可能的,窃以为“达达”的虚无之于黄永砯绝对是策略性的,通过“达达”的虚无,然后又对这种虚无加以埋葬,这双重否定实际上指向一种新语言的建构,这在他的《中国绘画史与现代绘画史》洗衣机搅拌作品中可以看出端倪――移居法国后,黄永砯的工作有了转向,由其洗衣机搅拌印刷品的系列作品开始, 一堆堆烂糊糊如呕吐物状的纸浆便获得触目惊心的效果, 而随后的一批巧妙结合了文化差异、精于利用空间的装置作品,将语言建构工作推向极致。
如果说“达达”式的解构和无序是“空”,那对之的否定则“空亦复空”,正是靠着解构与建构两条腿走路,“厦门达达”对世人的启发才显得意味深长。尼采曾激励世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可无所追求。今日我们回顾厦门“达达”,除了惊异于其使人不安的前瞻眼光以外,还希望从其虚无之中有所领悟,为今后的创造寻找地基。在厦门“达达”焚烧作品的过程中,黄永砯写下令人困惑的一段话:“…如果说展示作品是守灵,而火化则令人兴奋。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家就象邪片对于人,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但不安宁比安宁更符合生活。达达死了,火小心。”将不安与艺术的功能相提并论,显然搔到了痒处;当艺术将持续的不安与烦扰带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世界撇开艺术,我们的生活还能够继续下去吗?
2006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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