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瀚如是公认最活跃的华人策展人之一，曾担任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国家馆、2000上海双年展、2002年光州双年展，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分展的策展人。}

         “到处盖博物馆、歌剧院，浪费了发展机会”

　　新京报：你们的第四次“三角洲实验室”活动为什么要到北京来进行？是偶然想到的还是要和即将开幕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打擂台？

　　侯瀚如：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想法，我们来的这个时机好像有点和别人打擂台。其实来北京的原因，一是北京是首都，要把信息发布出去当然要到媒体最集中的地方来，第二是北京聚集了很多艺术家、建筑师，有必要进行沟通，看看他们的作品，第三既然北京是最正统的地方，我们也是提供另外的展览方式给大家一个刺激，产生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新京报：你提出的策划主题“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重点是对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和文化现状的解读，这是不是受到库哈斯的启发，他在1997年对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就有过论述。

　　侯瀚如：他那样的提法的确给我们看问题的一个方法，但是我和他关心的角度不一样。他还是从建筑类型学的角度、城市类型以及相关的市场角度看问题。而我拒绝把珠江三角洲看作一个代表中国的标签，我想让别人理解中国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别样”的一个潜台词是制作一部“野史”，发现珠三角文化的丰富性。珠江三角洲可以说给我们特殊的机遇，也许能从中发现新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化格局。

　　新京报：这种丰富性，也就是被以往的、现在的主流论述所忽略的部分？

　　侯瀚如：比如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有钱了，就学习美国、法国到处盖博物馆、歌剧院，当然这也有好处，可是也浪费了发展新模式的机会。我们到底需不需要那些博物馆，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发挥艺术公共空间的作用呢？我觉得亚洲的新艺术是在街头发展起来的，比如广州很多艺术家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他们自己组织，自己长大，我认为鼓励这种自发的创作和组织要比盖十个卢浮宫更重要。

　　“三年展不是一个展览，而是一个文化计划”

　　新京报：去年底启动的“三角洲实验室”系列活动，邀请不同学科、地区的艺术家、建筑师和学者用讲座、研讨会形式探讨各种城市化现象和问题，现在你对“实验室”的认识有什么改变吗？

　　侯瀚如：“实验室”这个概念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展览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延伸。不仅是一个展示，而是变成一个研究项目。对我来说展览是非常次要的，三年展已经不是一个展览，而是一个文化计划———广东美术馆给我们一个展厅，有一年多的时间完全是给实验室使用，我们也通过讲座、讨论和艺术家、建筑师、学者、公众交流，深度和广度已经超越了展览的概念。

　　“艺术的必要性在于和生存状况有关”

　　新京报：作为策展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你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一切偶然的、糟糕的错误、误解最后都合理化，以便向展览组委会、媒体交上一份完美的报告。

　　侯瀚如：我尽量避免这种情况。这不是面子的问题，要看策展人的职业道德。但是判断一个展览的好坏需要时间的沉淀，不是一时就能下判断的。

　　新京报：那你认为怎样的展览才是好的？

　　侯瀚如：一个好的双年展当然要有好的艺术作品，要和当地有对话。我觉得艺术的必要性在于和人类生存状况有关。就一个展览来说如果和当地人没有交流，是很悲哀的。我最想做的其实不是策划一个展览，而是通过展览引发出一些提案，动员当地的人制定自己的发展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