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艺术家不懂科学 
——兼谈艺术与科学共舞
 
 
作者：马雷
文章来源：北大科学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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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扬子晚报》2004年12月20日载，行为艺术家舒勇于2004年12月在中国首座生活型艺术馆创作了一件“观念艺术”作品。他打电话给数百位不同领域的文化人，让他们在一分钟内用一句话即兴回答“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或对艺术的理解，然后将各位的回答放置在生活馆的各个空间里，让所有来生活馆的参观者通过这些话语感受不同类型的文化人对艺术的理解，感受他们的智慧，但报道认为“有些莫名其妙的回答让人啼笑皆非”。乍看起来，确实如此，但仔细品味，则大谬不然。这些文化人（主要是艺术家）对艺术有着深刻的感悟和洞见。从报道列举的艺术家的“可笑”的回答来看，大多数艺术家的思想状态是后现代的，只有很少的答案具有现代性的意味。
前卫艺术家高氏兄弟说：“我不知道艺术是什么。”我只知道运动和表现，我在感觉经验的舞池里如鱼得水，如醉如痴。可是，我的可怜的认识能力啊，除了感觉经验和现象，我什么都不知道。艺术的本质和规律，那深居不出的东西，谁见过它？抑或，即便见了，也是虚幻。有好事者，试图以简单的定义抓住艺术的本质。或曰：“艺术是对自然美的模仿。”或曰：“艺术在于交流情感。”果真如此吗？乐器是美的，但乐器不是模仿；蜡像是模仿的，但蜡像可能很丑；很多视觉艺术并不交流情感；种族主义宣传交流情感，但种族主义不是艺术。因此，高氏兄弟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一词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于1869年提出的。有一类人，他们怀疑基督教神学，但又拒绝无神论，所以主张把“上帝是否存在”这类问题搁置起来。赫胥黎把这种人称为不可知论者。18世纪的科学家看不清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原因，于是，一些哲学家就猜想事物的背后有一个不可认识的物自体。休谟说，除了经验，你什么都不知道。认识只能局限在经验的范围，人既不能认识或证明物质实体的存在，也不能认识或证明精神实体的存在。科学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不可靠的因果知识。康德承认物自体存在，它刺激你的感官，引起您的感觉，但它深藏不露，你不知道它的本来面貌。有三样好东西，灵魂、世界和上帝。灵魂是精神现象最完整的统一体，世界是物理现象最完整的统一体，上帝是最高的统一体。但是，这三样东西都不可认识，它们只在信仰里，叫你望洋兴叹。当然，康德的不可知论与休谟不同。康德想从怀疑论的阴影中走出来，着手理性的重建。他承认知识来自经验，始于感觉，有材料的来源，但他却发现了知识的可靠的主观处理器——先验方法。感性和知性帮助我们获得自然界的知识，理性则为我们准备了最高的综合能力，使我们得到像数学命题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如因果律）这样的普遍和必然的知识，它们绝对可靠，放之四海而皆准。
舞蹈家杨丽萍说：“艺术无处不在，哪怕一朵云里一滴水里。”云和水就是艺术家，看云的飘逸逍遥，看水的圆润流畅，多好的艺术导师！虔诚地凝望自然，仿效自然吧，从自然的万事万物里感悟艺术的存在，艺术的规范和千差万别的艺术形式。艺术家邱志杰说：“艺术是为了避免发疯。”艺术不能胡来，不能为所欲为，艺术有理性的规范，艺术活动应当像行星绕日运转那样在理性的轨道里进行。艺术与非艺术就像青菜炖豆腐，一清二楚，泾渭分明。杨丽萍和邱志杰表达了一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与科学思想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呼！”按照科学哲学家石里克的意思，科学真理的朋友来自经验，通过理性的逻辑道路而来，我们热忱地欢迎这样的朋友，给他一杯热酒，为他接风。科学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有意义的命题只有两种，一种如“男人不是女人”，通过逻辑的分析就知道它的真假；另一种如“太阳从东方升起”通过经验的考察就可以得到验证。除此之外的所有命题都没有意义。卡尔纳普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准备了一支猎枪，因为这个东西既不描述存在的事态，也不描述不存在的事态，它在科学上有什么意义？逻辑上可以证明为真的命题才是科学命题。一个科学命题要么在逻辑上可以证实，要么在逻辑上不可以证实，没有其他选择。在意义和无意义之间，在科学和非科学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纵是武林高手，学界泰斗，又能如何？
崔健说：“艺术就是让活人不给尿憋死。” 尿尿是多么酣畅和舒服的事！憋尿会使你坐卧不安，难受异常。如果不是尿路有问题，尿尿的感觉确能引起愉快的情绪，它不需要任何概念的阐明就能在人群中产生共鸣。这就是崔健所理解的艺术。这多么像康德对“美”的解说：美是纯愉快的情绪，与利害无关，美的对象引起普遍的愉快却不需要任何概念。康德追求“纯粹的美感”，把美从真和善的领地中引诱出来。一个人吃喝拉撒的舒适感不是美感，只是当你遇到越来越多的知音，使得你的舒适感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具有普遍意义时，那才是真正的美。当你帅气没人气，人红歌不红时，你的畅快的感觉肯定没了。如果崔健的艺术仅仅是他个人的艺术，无人欣赏，那他真地会让尿给憋死。不过，崔健的普遍的美感，普遍的有效性如同康德的“静观的愉悦”是从他的内心里逃出的，他不需要像杨丽萍那样模仿“一朵云”和“一滴水”。
先锋导演朱文说：“艺术是打发时间的游戏。”游戏是游和戏的结合。游在一湾清河里，是多么惬意和自如！戏在惊涛骇浪中，是多么冒险和刺激！自由是游戏的灵魂。当你将艺术理解为自由的时候，游戏便成为艺术的规定。崔健的“撒尿”和朱文的“游戏”都合了康德的“无利害的快感”，“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都是自由的。在康德美学的基础上，席勒充分发展了审美游戏说。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有两种冲动，一种是感性冲动，它把我们自身以内的必然转化为现实；另一种是理性冲动，它使我们自身以外的实在服从必然的规律。但这两种冲动都不自由，只有依靠第三者即游戏冲动，它们才能恢复自由之身，成为真正的人。在现代，维特根斯坦用语言游戏表达对某种规则的运用，把言说看成某种行为举止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伽达默尔把游戏作为艺术作品本体论阐释的入门。在游戏中，游戏活动本身对于游戏者具有先在性，超出游戏者而成为主宰。这就克服了近代思想中对于游戏的主观主义解释。海德格尔把天地人神四元的游戏看成存在或世界的本性。游戏的世界没有任何原因和根据，它自身就是建立自身的根据。后现代思想对游戏作出更极端的解读。德利达把逻各斯中心主义撕为碎片，他反本质，反基础，反中心，鼓吹“无底棋盘上的游戏”。“无底棋盘”就是没有根据，没有原因。“无底棋盘上的游戏”是无原则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游戏。
启蒙运动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为科学寻求确定基础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实证、理性为标识的现代科学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但是，对基础、深刻性和确定性的追求总是功败垂成，历史似乎更多地展示了其变化和流动的一面，理论、方法和目标就像天边的云彩，绚丽过后便黯然失色。这引来后现代主义的旋风的嘲笑。这股旋风不仅将艺术抛向天空，也挟持科学，撕破科学的神秘面纱，把科学从自鸣得意的圣坛上驱逐出去。利奥塔把科学知识看成语言游戏。你看，在过去的40年里，语音学、语言学、传播学和控制论、代数与信息论、电脑及其程序语言、翻译问题，还有诸多电脑语言之间交叉问题的探讨，资料储存和流通的问题、电传学、智能终端机的改进，悖论学等等，哪一种‘尖端’的科技不和语言有关呢？科学与其他知识有什么不同呢？都不过是语言游戏。现代主义者把科学知识当作具有明显本质论基础的秩序语言游戏，当作占据统治地位的“大叙事”，在利奥塔那里，个人叙述成了语言交流的标准，知识陈述问题由私人语言游戏的不可通约性来说明。结果，不确定、模糊、测不准、冲突，分解、语用学悖论、权力等成为另类的合法模式。
音乐人丰江舟想到自己的前卫音乐很容易就骗到很多人，所以在短暂的沉默后说：“艺术就是大骗局。”艺术家宋永红说，“艺术是集体变态。”艺术家蔡国强说，“艺术可以乱搞。”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说：“艺术是胡思乱想与消费的结合。”这些艺术家好象刚刚离开餐馆，酒足饭饱之后，满嘴后现代的气息。美妙和崇高不再是艺术的专利，恐惧、绝望、丑陋、荒诞、怪异、颓废、反讽、魔幻、神秘等等都粉墨登场，进入艺术的神圣殿堂。这些中国的前卫艺术家多像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库恩说，“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的范式转换。”库恩比逻辑主义者赋予科学创造活动以更大的自由。同样一幅画，你说是鸭，我说是兔，都没有错，因为，范式转换了。旧范式的淘汰与证伪无关，但如果旧范式指导下的释疑活动出现危机，新范式就有现身的必要；当新范式及其指导下的释疑活动越来越成功以后，旧范式的淘汰就指日可待。新范式和旧范式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没有逻辑的道路，没有客观的标准。这是整体性的转换，是科学共同体的信仰的转换，团体的赞成，宗教般的狂热宣传是这种转换的惟一原因。如果说库恩的非理性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简直就是赤膊上阵。费耶阿本德的口号是：“怎么都行。”他希望理论和方法形成杂乱无章的海洋，允许对知识进行随心所欲的批评，允许吸收荒谬的知识，允许差异和冲突的存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鸿沟被完全填平，不留下任何痕迹。宗教、社会、和心理的东西昂首进入科学的神圣领地，从此，科学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事业。
艾未未在出租车上的即兴回答既没有回到传统的窠臼，也没有陷入后现代的泥坑。“艺术是解决一切障碍的方式。” 你不知道艺术的本质和规律，不知道那深藏在现象背后的艺术实在，没有关系，你只要排除障碍，遇山过山，遇水趟水就行。绘画、雕塑、诗歌、建筑与音乐，都必须克服障碍，形成艺术品。解决问题，排除险阻的方式当然不能率性而为，因为你有了直接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如此实在，就在眼前，就在脚下，你必须跨过去，你得在冷静中找到解题的方法，容不得半点的犹豫或抵赖；不像那虚无缥缈的艺术实在，固然神秘和崇高，但谁能抓住她？谁抓住过她？艾未未的艺术观与劳丹的科学观组成了一对最佳的搭档，在哲学圆舞曲的幽雅的旋律中，艺术和科学达成了深刻的默契。劳丹说，“科学是一种解题活动。”科学的目标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是自然中人，如果你能解决越来越多的经验问题，并驱逐那不受欢迎的经验反常，那你的科学就在进步；你是概念中人，如果你遭遇的概念困难越少，那你的科学就在进步。真理——这个海市蜃楼里的窈窕淑女，你看她在轻雾缭绕的小镇漫步，你梦她深情的明眸向你荡漾秋波，这勾人心魄的女人引多少科学英雄竟折腰！然而，千百年过去了，真理嫁给了谁？真理在哪里？科学中矛盾丛生，物理学中的微粒说与波动说，热质说与热动说，生物学中的特创论与自生论，预成论与卵原论，摩尔根学说与米丘林学说，都说自己是真理，其实都不是真理。劳丹醒悟了，科学和非科学的二分是多么地幼稚！没有真理，照样有科学。但劳丹与费耶阿本德不同，他要你踏踏实实地走路，走你脚下的路。
“没有人是艺术家，没有人不是艺术家。”朱青生对艺术的回答充满辨证的智慧。艺海无涯，学无止境。艺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艺术的内容像云，飘忽不定；艺术的风格和形式像风，来去无踪；艺术的目标像星星，高不可攀。没有绝对不变的艺术，哪有永远的艺术家？所以，没有人是艺术家。然而，艺术是人的艺术，没有人理解的艺术不是艺术，所以艺术是雅俗共赏的艺术；没有情感的艺术不是艺术，所以艺术也是震撼心灵的艺术。莎士比亚的戏剧，毕加索的绘画，莫扎特的音乐，李白、杜甫的诗歌，施耐庵、曹雪芹的小说无不像一支支利箭，穿过时空，穿透所有人的灵魂。艺术来自天然，源于自由。是音乐模仿叫喊，不是叫喊模仿音乐，而人人都会叫喊。你听那河边纤夫的沉闷的号声，你听那大草原上牧羊女的悠扬的吆喝，多么动人的艺术！总之，艺术家是常人，常人是艺术家，所以，没有人是艺术家，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人是科学家，没有人不是科学家。再原始的思维还是思维，再原始的科学还是科学，再现代的思维也有原始思维的成分，再现代的科学也与原始科学一脉相传。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那是简单的二分思维。袁隆平与一般的田间老农没有本质的区别。袁隆平是农民，农民是农学家。二分思维是一种方便的思考工具，其实，在起点与终点之间有无数的环节。科学、类科学、非科学、伪科学，这些人造的词汇，为什么使那么多聪明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那是二分的旋涡使然。当你将科学展开为历史的长卷，你就会忽然开朗，人类在每一环节的追求都具有正当的合理性。那些曾被奉为至宝的东西变成了垃圾，而那些垃圾又可能向金山一样宝贵。科学的理论、方法、甚至具体的目标都在发生变化，似乎没有不可改变之物。科学不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科学强调自由和创新，但科学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在科学中，没有惟一的规范，只有多元的规范，而这多元的规范却围绕一个不变的核心——协调。由此，科学中那些变动不居的东西，那些引起思想界骚乱的变化，就可以在时间之流中得到具体的强弱比较。于是，科学仍然是进步的事业。对艺术，也应作如是观。
艺术和科学是吃饱喝足以后才有的东西，是高级的享受。艺术用可感受的柔性的形式表达原因和规律，她像母亲，用带着理智的情感爱怜普通大众，向大众传递她的心声，她允许我们喜怒哀乐，活得潇洒，活得自在；科学则用可理解的刚性的公式和抽象的词句表达原因和规律，他像父亲，严肃而难以沟通，但他带着情感的理智是我们坚强的后盾，他让我们活得塌实，无所畏惧。热爱我们的艺术和科学吧！回报他们，善待他们，追求他们。在艺术和科学的殿堂里，亦步亦趋，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活生生的人也会变成木偶和僵尸。艺术和科学需要夜空里一弯新月下的宁静，乘着小舟在风平浪静的海洋中沉思，但艺术和科学也呼唤惊雷闪电，急风暴雨般的豪情和疯狂。真正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像凡夫却不是凡夫，似疯子却不是疯子。艺术和科学，就像公主和王子和舞蹈，合着节拍，刚柔相济，时而行云流水，时而澎湃激越，酣畅淋漓。它是冬夜的篝火，炎夏的冰山，清醒里带着醉意，沉醉中留着清醒，这恰是艺术和科学的最高境界。
据说，舒勇一般在晚上12点以后文化人思维最活跃的时间突击打电话询问，以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文化人对艺术的最清晰、最本真的理解，这种本真的理解最有价值，最能直接反映当代文化人的思想状态。看来，舒勇是对的，他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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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雷(1965-),男,安徽舒城人,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教授,哲学博士,中国科学逻辑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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