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伟:一个质疑知识的知识分子

访问人：李振华     被访人：汪建伟

李振华 （以下简称李）：《生活在别处》这个系列的作品，我只看过这一个片子。你在《日常生活的建筑》和其他片子中也涉及到很多问题，能不能大概谈一下你选择了什么问题作为研究的线索？

汪建伟（以下简称汪）：其实那个片子距离今天正好是10年了。《生活在别处》只是我那段时期作品的其中之一，而且像《日常生活的建筑》中涉及的一些状况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当时我总的感觉是有好几个想法。第一是当代艺术在那个阶段，我们还特别沉醉于某一种西方的传统样式。比如，装置就是要把它做成物质化的；录像基本上还是Viola Gavi Hode这种样式的东西。另外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变化很快，艺术家作品所谓的社会性到底在哪？实际上那就是我10年前工作的理由。当时看了很多的书，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布厄迪尔（Pierre Bourdien）的书等，开始将事物作为一种关系和整体去把握，然后能不能在一个整体的氛围和关系当中去开展工作。我觉得当时做《生产》这个作品，就是从这开始的，你会觉得范围更大，对象实际上就是城市，但是在调查过程中突然我发觉传统上认为的那个城市是不存在的，我是想把传统认定城市的那套概念系统打破，通过文本与田野调查，在方法论上介入到城市以及这个过程与艺术存在的关系中。《日常生活的建筑》实际上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有10个大的部分，当时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阐释这个观点，如果我们认为城市和建筑是在一个社会化平台之上产生的，那么任何一种简单的还原，可能会变成各种社会关系所提供的某一种我们所看得见的东西，而我的兴趣是想能否找到一种更为综合的方法去理解城市，简单地讲不是关注城市是怎样的，而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也就是建筑和城市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当时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产生的，而且10年了，我认为艺术，尤其当代艺术实际上仍然没有很深入地介入到整个社会进程中去，首先是“问题”仍然产生在艺术内部。当然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是在这个过程中，10年了，根本来不及回顾，好像觉得好多事情根本还没开始做。比如今年我要做的一个新作品《交叉感染》，可能就是在那样10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思考。

李：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个案。就是艺术家对社会的责任，对社会环境有特殊的关心。我可能简化点说就是带有点知识分子性质的艺术家形态。我觉得在这点你身上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具体到这个“知识分子”性的问题，我也查了很多解释，好像有很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可能更接近一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有知识的个体，然后在这种社会的视角中保持一种比较冷静的态度，观察事态的发生和结果，然后提出问题。”

汪：我们不能总是谈大的概念，比如社会这个概念，我觉得艺术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本身不是问题。你从历史上看，中国艺术家对社会问题同样的关注。而我关注的是，你怎么关注社会，你拥有的是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关注社会。我们不能永远是“清明上河图”，实际上我们没有带入艺术和知识的方法去关注社会，这也就是我们长期回避的问题，就是用社会问题回避知识和文化，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一说关注社会，马上就弄得非常感觉化，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但是，你发觉一百年了，我们对社会的关注方式还在原地踏步，社会本身的复杂与残酷被遮蔽，最后变成了某一种符号，而且它蔓延到戏剧、小说、文学里去。所以我认为，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去关注社会更重要，而且你是艺术家，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又将你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