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仰与怀疑之间
2006新加坡双年展
文．摄影│游崴

英国艺术家哈克（Usman Haque）闪烁着七彩灯光的气球雕塑《Open Burble》自新加坡市政厅前Padang广场缓慢升起，也宣告了「2006新加坡双年展」的展开。新加坡今年正式加入亚洲的双年展热潮，邀请到独立策展人南条史生（Fumio Nanjo）担任艺术总监，集合麦克当劳（Roger McDonald，日本）、卑瑞拉（Sharmini Pereira，斯里兰卡／英国）、陈维德（Eugene Tan，新加坡）三位策展人共组策展团队，并透过全球各地策展人形成的网络协助下，汇集了95位艺术家的198件作品。策展人以新加坡位处南洋的地缘性，挑选的艺术家大多分布赤道周边的区域，如亚洲、拉丁美洲、非州、中东地区，南条也强调，这些区域的艺术家一直是国际双年展中较少被看见的。两位台湾籍艺术家分别为郭奕臣与在纽约活动的蔡佳葳。
双年展主题「信念」（Belief），乍看是很古典的一个展题，连展览手册都设计得像本圣经。但以新加坡各族群宗教信仰的多元发展来看，却颇为贴近市民生活。新加坡以华人、马来人与印度人为主要人口，尚有少数的其它民族，短短一条滑铁卢街（Waterloo St.）并列着犹太教礼拜堂、印度兴都教寺庙、天主教堂、观音堂佛祖庙。
南条在展览论述中表示：
当代社会以复杂而冲突的价值观、缺乏统一的判断著称，分裂的价值有时导向战争与恐怖主义的威胁，也暗示了世界观的根本差异。在这样的当代社会中，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应该把持什么基准价值过活？生活意谓着在时时刻刻面对许多不同选项作出选择。面对这样的处境，人们能以什么基本原则去选择、打造一个生活途径？
在他看来，新加坡作为一个幅员极小的城市国家，多元种族、宗教与语言并存共荣，以「信念」作为展题于此显得别具意义。

双年展入门教材
顺应当前双年展与城市空间结合的潮流，同时也因为大型展览空间的缺乏。此次新加坡双年展将作品分散在市区中19个展场。除了以市政厅（City Hall）、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与东陵军营（Tanglin Camp）为三个主要空间，其余作品则分布在大学、教堂、寺庙、公寓及图书馆之中。策展团队试图让当代艺术走进市民生活的企图很明确。开展前夕，当地报纸《The Straits Times》以五个版面介绍整个双年展活动，辅以浅显的解说，解释何谓双年展？何谓录像、表演、装置艺术等？宛若一本「如何看懂双年展？」的入门教材。
在当代艺术一直是十分小众的新加坡，这个前所未见的大型展览多少为了肩负起教育推广的使命，成功与否可能影响到下一次的举办。这个路线让这次的新加坡双年展不乏嘉年华会的气氛。在最热闹的乌节路（Orchard Rd.）商圈，草间弥生（Yayoi Kusama）的斑点花样包裹了行道树变成公共艺术。开幕当晚最受欢迎的是瑞士双人团体「Com&Com」的表演，他们以卡通扮装的方式将瑞士一个小镇的神话角色「Mocmoc」与新加坡鱼尾狮（Merlion）凑成对，拍了一支旅游影片，两只吉祥物携手从瑞士阿尔卑斯山玩到新加坡海滨。艺术家并与新加坡当地三所小学合作，让小朋友们以这两个角色为题材画画，最后展出完成的百余张画作。强力操作下，两只卡通人物几乎成为展览知名度最高的吉祥物，也让人看见双年展城市营销策略的一个切面。
一些艺术家则透过不同方式与市民互动。日本艺术家原高史（Takafumi Hara）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采访新加坡各族群的居民各自的信仰与价值观，再将文字搭配插图做成粉红色广告牌，装置在市政厅的窗面上，不无以民粹扭转威权的况味。这并不是以市政厅为基底的唯一作品，作为新加坡威权政治环境下，最耀眼也最易诠释的符号，市政厅这栋历史悠久的殖民时期建筑，在展览中成为绝佳的空间文本。开幕当晚，豪泽（Jenny Holzer）巨大的跑马灯字幕投影在市政厅外墙上，内容选自她长久以来进行的「自明之理」（Truisms）系列，两百多个句子，全是不超过十个单字、警言般的短句，从「一个小知识可以行之久远」（A little knowledge can go a long way.）到「你最古老的恐惧就是最糟的那个」（Your oldest fears are the worst ones.），反复试探着我们生活中的欲望、权力与真理。
信仰大崩解
如今我们距离一个有着集体信仰的年代已显得遥远，从展览中大多数作品看来，讨论价值的歧异与崩解才是显学，从身分、知识、宗教、政治、经济、流行文化乃至艺术本体，以往颠扑不破的信念如今都成待检验的案例，这也反映了当代艺术在问题意识上的尖锐性。市政厅中几个法庭空间，成为艺术家把玩正义、真理与权力的现成舞台，如珍．亚历山大（Jane Alexander）以半人半兽的立体造型，分别占据法官、被告、证人等席位，上演一出妖怪审判的剧目，戏谑的讽刺曾引来以严刑峻法著称的新加坡当局不少关切。新加坡艺术家Tzu Nyen Ho则挪用了皇后合唱团的摇滚史诗〈Bohemian Rhapsody〉在法庭拍摄了一部司法审判音乐剧；Jason Wee的《1987》则将祖母的死与同年在新加坡爆发的政治事件「Operation Spectrum」结合在一起。
不管是讥讽或是影射，新加坡国情与威权政治，确实是本次展览部分艺术家的着力点。芬兰艺术团体YKON的《M8 – Summit of Micronations, Singapore》即是一场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召集的「微型国家高峰会」。YKON以微型国家作为创作计划，突显在当前强国串连起的体制下，少数几个颇具乌托邦色彩的社群。这个系列作品在2003年赫尔辛基的「AMORPH! 03」表演艺术双年展中首次发表，当时集合了六个微型国家元首，此次则扩大为八个。一改政治高峰会的严肃气氛，艺术家用摄影机记录下的八国元首，全陷入狂笑之中。
不少艺术家更乐于探讨全球政治氛围下，衍生出的各种信念崩解的症候。如哈菲兹（Khaled Hafez）的《革命》（Revolution）以三频道录像进行角色扮演，暗示宗教、军事与自由经济三种当代世界信仰，背后如出一辙的暴力本质。欧丘耶（Tomás Ochoa）则在阿拉伯人聚集的摩洛哥古城马拉喀什（Marrakech）及瑞士苏黎士（Zurich）两地，随机挑选路人询问「飞机自杀炸弹客在引爆炸弹前在想什么？」并以双屏幕投影并陈两地人的回答，揣摩宗教狂热分子的精神状态。刘建华的大型陶瓷装置《梦想》（Dream）则装置在雕塑公园的一个教堂建筑中，六千件以白瓷烧制而成的日用品、武器与玩具，被全部砸成碎片堆成航天飞机造型，前方播放着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的短片，整件作品宛若一个巨大的遗址。
如果这些对信仰崩解的凭吊，多少还是太沉重，年轻的新加坡艺术家Brian Gothong Tan（1980年出生），则展现了另一条荒诞不经的进路。艺术家将新加坡鱼尾狮Merlion切成四块肉，混搭圣母玛丽亚、观世音与时装模特儿，原本脉络严肃的符号被混合为大杂烩，声明「We Live in a Dangerous World」，看来却像是好莱坞的恶搞电影。中国艺术家唐茂宏的《星期日》（Sunday）同样拒绝说教，在这部五连幅投影的动画作品中，艺术家以细腻而魔幻的漫画风格，描写各种生物相互挤压、逗弄、爱抚、进出或融合，宛若一连串肉身奇想。
从大我到小我
国家体制这类「大写的政治」广被质疑，个体的生命、欲望与价值信仰相反地被不少艺术家拉拔出来。对此，瑞典的「Bigert ＆ Bergström」的《最后晚餐》（The Last Supper）可能是整个展览最有力道的一记回应。在这部片长近一小时、以死刑犯生前最后一餐为主题的纪录片中，艺术家结合历史考据，访问菲律宾、泰国、日本、肯亚、南非与瑞典等地负责为死刑犯烹煮餐点的厨师。透过耙梳这些当代社会中每日上演的「最后晚餐」，艺术家为我们展示死亡及欲望的意义。最日常的「吃」，在这里无疑也是最深奥的一个线索。
此外还有一些显得抒情的作品，如卡翁南（Otto Karvonen）的《信仰布告栏》 （Belief Board），房间里的墙上划分出经济、生命、健康与人际关系四区块，观者可以用便条纸写下自己的愿望。璧琳（Johanna Billing）的《神奇世界》（Magical World）则是用镜头记录下克罗埃西亚一群小朋友首次合唱排练，随着生疏的唱腔与旋律，艺术家将屋内的排练实况与屋外萧瑟的场景剪接在一起，成为动人的叙事。郭奕臣的《失讯》（Losing Contact）原本计划延续先前的方式，以摄影机拍摄新加坡空照影像制作新作，但碍于新加坡当地法规无法实现，最后改以在各个寺庙、教堂施放红色气球。
将当代艺术与宗教场所结合，是这次双年展颇有特色之处，也是挑战性较高的部分。哈沙（N. S. Harsha）在克里斯南兴都庙（Sri Krishnan Temple）屋顶露台上画满了熟睡的皈依者，对比于充塞庙堂里外献给神明的装饰浮雕，格外显现另一种人间况味。日本艺术家Ashok Sukumaran在亚美尼亚教堂（Armenian Church）制作的计划是一个简单的灯光装置，教堂入口与对街人行道上各装置了两个开关，观者在夜晚时按下开关可以照亮整座教堂，但开关启动的成功率被分别设定为24%与76%，这也是新加坡电力供应来源中政府与民间企业所占比例，艺术家企图藉此暗喻新加坡自1995年以来电力市场民营化的转变，引发人们思考能源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
这些在宗教场所的作品中，除了少数具有感染力，其余如堆放在角落里的电视机录像或几幅墙上的平面作品，大多像是聊备一格的空间装饰。蔡佳葳在观音堂佛祖庙里一盆莲花上写满《妙法莲花经》，庙里香火鼎盛，引起不少人围观，但恐怕将之视为充满奇趣之毫芒工艺的观者还是占大多数。如何让艺术与这些场所更有机地结合而不只是「进驻」一个雕塑对象？将是展览可再思索之处。
贺瑞柯（Federico Herrero）的涂鸦，是拥挤的观音堂内最显眼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韩国艺术家Nakhee Sung在旧军营与HDB旧公寓两地制作的涂鸦，及法国艺术家德．贝隆固（Agathe de Bailliencourt）的绘画装置。可以观察到的是，在双年展强调走入市民空间的前提下，涂鸦的公共性、自由度与对次文化的结合能力，可能在未来会是类似展览最受主办单位欢迎的创作类型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双年展的整体视觉形象也是德．贝隆固所设计。
我想起展览中包威（Scott Bowe）的《绘画如同殭尸》（Painting as a Zombie）。这部十分恶搞地结合了B级殭尸电影与现代绘画史的影片，响应的其实是「绘画已死」或「绘画复兴」的世纪论辩。包威认为绘画现正处于后死亡状态（post-death state），「如殭尸般一边向前行走，一边在生与死之间笨拙地抽搐着。」他借着这部让人哭笑不得的艺术史短片，同时探讨绘画在面对如今的市场机制下可能的未来在哪？对照于涂鸦从街头进入美术馆，现在又与展览机制合作，以全然不同的姿态走回街头，让人看见绘画在当前另一种发展。
欢迎偷走这个笑容！
美国现代艺术大将克鲁格（Barbara Kruger）的《信仰》（Belief）可能是展览中观众唯一买得到（同时买得起）的作品，因为它就是一个印在展览商品如T恤、马克杯上的影像。以商品作为宣言载体的策略，延续了克鲁格出入艺术与消费文化之间的惯常手段。但如今放在整个消费逻辑塑造出的情境下，「买得起克鲁格作品」这件事带来的快感，恐怕早已覆盖了艺术家「杀入市民生活进行革命」的企图，T恤上的标语「Belief + Doubt = Wisdom」与其说像是一句警言，不如说是营销此次双年展最好的广告标语。哥尔巴（Hossein Golba）放在市政厅正中央一块印有「The Diversity is Value」字样的金砖，成为整件事绝佳的隐喻：多样性可以是种无形的文化价值（就像此次双年展所强调的），但在当前的艺术体制中，这个文化价值显然是可以兑现的，甚至还可以变卖、转手、重铸后再打上新的定义。
据策展人表示，本次双年展共花费了800万新币（约新台币1亿6千万，台北双年展的八倍），其中一半由政府出资，另一半由新加坡当地四家主要银行赞助。庞大的资金除了支持了超过一半的艺术家制作新作品的制作费（198件作品中有111件为新作），展览宣传与周边活动的配合，也是此次新加坡双年展颇引人注意之处，主办单位甚至与电视频道合作，播放双年展节目。「因为这是第一次举办，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组织规画、说服民间企业。希望能就此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陈维德表示。
就在双年展开幕后，更重大的事件是国际货币基金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IMF）与世界银行年会将在新加坡举行，包括各国银行总裁在内，估计将涌入1万6千位访客。新加坡政府对于首届双年展的大力支持，外界也多认为与IMF的举办有关（但基于安全理由，在 IMF活动期间市政厅展场将不对外开放）。为了迎接这个新加坡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城市活动，政府除了花了大笔预算整建市容，并发起「400万个微笑」的运动，鼓励民众用相机拍下笑脸，张贴在官方网站。
在中央主导下的全国动员力量引人注目，对此马隆（Daniel Malone）的《偷走这个笑容！:)》（Steal This Smile! :)）是个有趣的回应。他在开幕期间号召了300多位民众（大部分是当地小学生）手牵手用念力「施法」，要让市政厅漂浮半空中。他的灵感来自于政治基进分子霍夫曼（Abbie Hoffman）在1967年号召3万5千位反战人士聚集华盛顿，想要用集体冥想的力量让五角大厦漂浮的例子，「Steal This Smile」即是引自霍夫曼信徒印行的《偷走这本书》（Steal This Book），大有「把微笑传出去」的运动性格，也呼应了新加坡政府的全民微笑运动。但并不令人意外，在花了一段时间张罗群众后，五分钟的集体念力并没有撼动市政厅。义无反顾后的空虚，可能正是「信念之所以为信念」的狂热本质，却也巧妙地描绘了这次新加坡双年展背后，强大的政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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